周易之天人合一美學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基本原則�！�周易》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這一命題，但其思想卻貫穿于整個易學體系之中。“它（指《周易》）的全部做法都建立在這樣一個根本的前提上：天與人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本身的運動變化所表現出來的規律也就是人類在他的活動中所應當遵循的規律。”（第272頁）[2]　《系辭下傳》：“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這說明“廣大悉備”之《周易》的全部內容，不過是天、地、人三才的統一與和諧而已。就卦位而言，每一卦都有六爻，上兩爻象征天，下兩爻象征地，中間兩爻象征人，構成天、地、人三才。就卦義而言，無論是作為整體的六十四卦，還是作為子系統的個體卦，都是從不同方面說明天人合一之道的�！墩f卦傳》：“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周易》正是通過這種符號系統，把一切自然現象和人事吉兇全部納入到由陰陽爻所構成的六十四卦卦象系統，卦爻分別代表各種不同的物象及其變化，從而貫穿天人之道在里邊。在《周易》那里，自然與社會、天與人，有一種同構關系，這種關系就是以類相從：“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文言》）正如《序卦傳》所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周易》把天地看作生命的來源，認為萬物產生于天地，人類則產生于萬物，因此，人和天地萬物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

六十四卦作為象征性符號，從不同方面體現了這種生命意義，并且構成一個包括人與自然在內的有機整體。而每一卦不過是有機整體中的一個要素，卻同時包含著人和自然這兩個方面，二者不僅是對應的，而且是統一的。如《乾》卦，從初爻到六爻，自下而上是講“龍”由“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到“亢龍有悔”的整個過程，同時都一一對應地包含著人的生命活動所應遵循的規則及意義�？陀^上是講“龍”的活動狀態，表現自然界的生命運動；主觀上則指“君子”所應遵循的生命原則，二者表現了同一個生命過程。所以作者自覺地從天地乾坤開始，按照萬物生成交替的規律，從天道到人道，將全部六十四卦有機地排列成一個天人和合的整體。故《乾·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在先民們看來，因果、主客、天人都是同一的，萬事萬物都遵循“互滲律”，一方面是主體與客體互相占有對方的屬性，另一方面是主體之心智與想象向客體的投射。（第276—277頁）[3]

    《周易》對天人合一的論述本身不是為了說明美和藝術。但是天人合一的問題卻是同美的本質和藝術的創造直接相關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因為從人類的歷史發展來看，所謂美不外是馬克思指出的‘自然向人生成’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的產物。而中國美學的一個優越之處，正在于它是在素樸地肯定社會與自然相統一這個前提下來觀察美以及藝術問題的。”（第278頁）[2] 正因如此， “‘天人合一’的中華文化之潛質，同時也是中華審美文化的‘中堅思想’，它在歷史的長河中成為中華審美文化精神之發展的一種支配力量與文化底蘊。”（第4頁）[4] 就藝術范疇論，中國傳統藝術中的意境理論便典型地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致思路徑。宇宙一體、天人合一的思維取向使古代藝術家相信，人心中要表達的情感，都能夠在外在世界找到相應的事物、恰當的形式為之寄托，因為宇宙為人的放大，萬物是心的外化。人心之情與外界之景是相通相融的。所以中國藝術追求的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強調的是“意從景中宣出”（普聞《詩論》）。對此李漁曾云：“說景即是說情，非借物遣懷，即將人喻物。”（《窺詞管見》）王國維也說過：“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人間詞話》）這是對詩詞中情景交融意境論的簡明概括。朱庭珍《筱園詩話》論山水詩的創作：“以人心所得，與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證，而潛會默悟，凝神于無聯之宇，研慮于非想之天，以心體天地之心，以變窮造化之變，……肖陰陽以合其天……則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與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在這里，物我、天人、情景且然無間，合為一體，了無余痕。就藝術追求論，中國傳統藝術以自然為楷模之終極追求同樣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致思路徑。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為病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張氏把畫分為謹細、精、妙、神、自然等五個層次，并以自然為最高境界�？梢娭袊鴤鹘y藝術家認為藝術的最高品位就是自然，藝術就應當“法天貴真”（《莊子·漁父》），“同自然之妙有”（孫過庭《書譜》）；藝術創作就應當“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維《山水訣》），“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王微《敘畫》）。

由此，法天、求自然也就成為中國傳統藝術和美學的最高追求。董其昌云：“畫家以古人為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為師。”（《畫禪室隨筆》）鄭板橋亦云：“古之善畫者，大都以造物為師，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畫。”（《鄭板橋集·補遺》）中國傳統藝術這種“法天貴真”的美學追求同樣來自于中國古人天人同構的宇宙意識和思維取向。就藝術門類論，中國傳統藝術的各大門類都無一例外地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就詩歌言，劉熙載云：“《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為天人之合。”（《藝概·詩概》）這一“詩為天人之合”可謂是對中國古代詩歌的至為精當之概括。中國傳統詩歌藝術的精髓全在于天人合一這一基本精神上。劉勰亦云：“詩者，持也，持人之情性。”“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明詩》）中國傳統詩歌的基本精神即在于寫自然之態、抒世人之性情，二者渾融無間方為至境。就音樂言，《尚書·堯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說法便是音樂反映神人（天人）相和審美趨向的最早規定。之后老子的“大音希聲”、莊子的“至樂無樂”和“三籟”以及《呂氏春秋》的“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謂也”諸命題更是進一步明確規定了后世音樂乃是沿著天人以和的致思路徑而發展壯大的。就神話言，中國上古神話中的神，如女媧、盤古、神農、黃帝、炎帝、祝融、共工等大多表現出神人合一的形象。對此魯迅先生早有察覺：“傳說之所道，或為神性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媼得交龍而孕季，皆其例也。”（第8頁）[5] 之所以這樣，乃在于中國先民天人合一、以己度物的思維方式。例如傳說中盤古之死的神話便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昔，盤古之死也，頭為四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發為草木。”（任昉《述異記》）就小說言，中國古代小說的偶數結卷、三復情節、三極建構、團圓結局和圓形框架等長篇結構模式無不體現著小說家天人合一的致思路徑。（第50—57頁）[6] 就戲劇言，王國維指出：“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何謂自然？王氏說道：“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杰之氣，時流露于其間。……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第101—102頁）[7]

由此可見，中國古典戲劇將自然與人工的完美結合也即天人合一作為自己的美學追求。就書法言，孫過庭有一代表性論述：“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書譜》）其中蘊含著濃厚的天人合一思維取向。就繪畫言，中國繪畫表現的是一種“深沉靜默地與這無限的自然、無限的太空渾然融化，體合為一”（第147頁）[8] 的境界，它所追求的“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唐志契《繪事微言》）以及采用的“散點透視”的技法和“寫意”的路子同樣顯現出天人合一思維模式的深刻影響。就建筑言，明代計成《園冶》將“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看作中國園林文化的最高審美理想與境界，這就極為典型地證明了如下超越性理念：“中國建筑的文化性格，表現為觀念上的‘宇宙’觀，體現出一種人工宇宙（建筑）與自然宇宙相同構的‘宇宙意識’，具有人與自然相親和的特點，使中國建筑文化的哲思境界和美學意蘊顯得深邃而氣度不凡。”